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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晚报:生死守望大别山
来源:新安晚报 发布时间:2016/3/16 13:21:51 发布人:
       

                         生死守望大别山

□合肥陈桂棣

2016年03月16日 新安晚报

    惊闻京隆先生溘逝,当时我正在北京火车站,只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接着,眼前便刺目地跳出了四个字:人生苦短。又一个老朋友就这样走了。短短两三年,先是雷抒雁,跟着就是张锲,现在又是京隆!相识相知了几十年,从此阴阳两隔,怎不让人万分悲痛,扼腕叹息。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时,就知道了京隆的名字。那年,我从上海的《萌芽》杂志上偶然读到他的一组散文诗,作品写得别有生趣,遣词造句清新而又极为凝炼,让人过目不忘。那时的文学刊物中,《萌芽》是以力荐青年作家的作品著称,能在《萌芽》上发表作品,是许多青少年文学爱好者十分神往的事情。因为作者被标明“安徽”二字,知道他就是安徽的作家,又以为他就姓“京”呢,觉得很特别,便一下记住了这个名字,并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

    1975年春天,为宣传好中国最大、同时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淠史杭”灌区,国家水电部专门组织起一个写作班子,要将这个始于1958年,由安徽河南两个省、12个县市、120个人民公社、200多万人前赴后继干了近20年才完成的一项浩大的水利工程,写成一本书,然后图文并茂地向海内外发行。我有幸参与了这一工作,前往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所在地的六安地区的皖西宾馆报到时,没想到,我和同为写作组成员的京隆竟分在一个房间,一住便是一年之久。

    到这时才知道,他本姓王,京隆只是他的笔名。他出生在蚌埠市近郊的农村,与我还是同乡。他16岁参加革命,曾是当时年纪最小的一名土改工作队员。少年时代便有了作家梦,1954年就在《安徽文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当第一本小说集出版的时候,他拿到了200多元的稿酬,那可是相当于他4个月的薪水啊,激动得差点儿失眠;为表明自己写作不是为了钱,他把那笔“巨款”全缴了党费。此后,他就被调入《六安报》。那些年,他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差不多走遍了皖西大地。其后曾一度由报社转入地区文联,负责编辑《皖西文艺》,但调入不久,因故杂志停办。当时不少同事感到很失落,他却暗自高兴,认为这是天赋良机,正好抽身,去做一个真正的、梦寐以求的作家了。于是,他主动要求去了更边远贫穷的大别山区的将军县——金寨县。

    我发现,他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有着很深的感情,每每谈起发生在那里的红军将士的故事,不仅如数家珍,而且激动不已。他的这种情感也深深感染了我。在淠史杭写作组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一道无数次地深入到灌区的上游、深入到大别山的腹地。我惊奇地发现,走进大别山,任何一座荒野中的孤坟,都可能是无名烈士墓;任何一个山中老人,都可能是红军老战士。一天,我们路遇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骑牛上山,一问,革命的资格居然比老红军还要老。在京隆的引荐下,我访问了毛泽东的炊事员李开文、叶挺将军的秘书程祥、张国焘的警卫队长何曼、打响了安徽武装起义第一枪的周维炯烈士的姐姐周淑敏、16岁就担任区乡苏维埃妇联主席、团委书记的徐德英,和皮定均中将同乡同村又同天入伍的红军英雄余述焕,等等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的风云人物,他们中间有的后来成了大别山深山老林中的普通农民。京隆数年如一日地跟踪关注着他们,彼此成了至交,我跟着他,也同这些红军将士们成了朋友。那段时间,我不光如期完成了“淠史杭”的写作任务,还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题材,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四个整版的纪实散文,后来还为安徽电视台撰写了一部有关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的电视艺术片《魂系大别山》。

    这以后我和京隆虽人在两地,却不断地收到他从山里寄来的新茶,和他的新作,知道他一直在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大野》、散文诗集《滩音》、《白色鸟》,有不少作品被收入到各种选本之中,特别是《中国散文诗》一书,那是从全国近20年的散文诗创作中,遴选出的“有代表性”的12位散文诗作家的作品,因此,他当之无愧地被选为安徽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退休后又被选为六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2009年春天,我和春桃去金寨看望他时,他突然郑重其事地搬出了放在卧室里的两只上了锁的木箱,里面装的全是他积累了几十年的文字资料。我们震惊于他竟收集到如此丰富的创作素材,更震惊于这么珍贵的东西就在他的木箱子里“睡大觉”。他说,他很快也就是80岁的人了,精力越来越不济,旧病又时常发作,怕这辈子没有机会来完成一部书写大别山历史的专著了,恳请我们助他一臂之力。我们知道,在那些红色记忆中,大家常常看得到井冈山,听得到洪湖水,却很难见到大别山。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别山的革命斗争中,出了个张国焘。张国焘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将大别山三大起义创建了三支红军的红军领袖尽数残杀,甚至包括正在前线指挥反围剿的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大别山的历史因其无比的悲壮而显得厚重。但是,背叛了革命的张国焘,早已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徐向前元帅的《历史的回顾》也写得十分清楚,大别山走出来的红军将士,在革命历史中居功至伟,铭记他们,是作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当然,正如中国社科院著名学者雷颐所言:“要写出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经得起检验的文字,的确不容易,既要有‘胆’,也要有‘识’,二者缺一不可。”我们也发现,京隆长年专注于散文诗的创作,这种文体显然承载不了宏大而又厚重的题材;他又长年生活工作在皖西地区,囿于视野,确实也很难从那些资料中走出来。总之,困难不小。但我和春桃还是下了决心,来抢救这些在许多人眼里也许只是些长了胡子的历史故事。我们的这种心愿,得到被称为国刊的《当代》杂志社的支持,他们为此开辟了“大别山红军英雄”专栏。京隆不仅提供出不少素材,而且直接参加了《“叛徒”何曼》和《失语的红军》两篇作品的写作。这些作品刊出后受到广泛的好评,《人民日报》发表《中国文学发展状况》一文,称这些作品是“为历史人物立传,为时代英雄立言,为普通百姓立心。传记类报告文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特别指出,“在细节的处理和主题的开掘上,都显示了较高的水平。”当这些作品最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为《寻找大别山》一书出版时,真的想不到,这居然是我们同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作!

    这些年春桃没少往大别山跑,同京隆也成了忘年交。她在为合肥市文联的《未来》杂志向各地知名作家约稿时,同样没忘了一生低调的京隆。三个月前,京隆给了她一组散文,其中的《落叶之后》写得情真意切,更没想到,这篇散文最后的一段文字,竟会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文字:

    “自古道,落叶归根。是呀,喝了淮河的水长大,早年离家参加革命,亲朋好友多劝我回到家乡去安度晚年,但我已把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都倾其所有地给了大别山的山山水水;我的身心早在这儿安家落户,我心血撰写出的全部作品,没有一个字离开过让我魂牵梦绕的这片红土地。我情感深处的这个‘结’,一生纠缠,生死相守,无怨无悔。想来,这大概就是一位普通文人平静的归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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